光武帝为何退功臣而进文吏
南北功臣的制衡艺术
光武帝通过征伐建立千秋伟业，因此在建武元年（25年）六月即位时，他不仅未削减功臣的权力，反而赋予他们显赫的职位。据万斯同所著《东汉将相大臣年表》，当时除了太傅卓茂外，大司马吴汉、大司徒邓禹、大司空王梁等人均是开国功臣，他们在国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建武二年正月，光武帝依据“功次轻重”的原则进行分封，使得这些功臣成为了主要的受益者。据《光武帝纪》记载，光武帝将功臣封为列侯，大国享有四县的封地，其余各有差异。尽管博士丁恭引用古制进行规劝，但光武帝坚信，古国之所以灭亡，皆因无道之行，而非功臣土地过多。这种态度使得文吏在当时并未得到与功臣相当的待遇。《后汉书•侯霸传》中提到，侯霸因熟知旧事，逐步升至大司徒之职，但在建武十三年（37年）去世时，光武帝才下诏表示悼念，并提到因功臣尚未封赏，故未及时给予侯霸爵命。这进一步印证了文吏在当时的地位远低于功臣。
这些建武功臣不仅拥戴光武帝称帝，还在国家事务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，有时甚至展现出压倒光武帝的趋势。例如，《后汉书•王梁传》记载，王梁为了取得战争主动权，擅自征发军队参战，虽然后来被光武帝赦免，但也显示出功臣在当时的权势。
虽然并非所有功臣都如王梁般恣意妄为，但相较于文吏，他们确实更难控制。范晔在评价光武帝“退功臣进文吏”的政策时，强调了光武帝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。然而，更深层次的背景是，光武帝为了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，需要对功臣进行有效的制约，而文吏则成为他施政的得力助手。鉴于功臣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，光武帝不得不采取策略，使南北功臣相互制衡，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。
在光武帝转战河北时期，他的手下功臣大致可分为南北两派。南人指的是那些从南阳、颍川追随光武帝进入河北的早期僚佐，如邓禹等人。这些人地域观念强烈，常常怀念故乡。而北人则可能是指那些后来加入或在河北地区招募的功臣。这种南北之分，为光武帝提供了一个平衡各方势力的机会，使得他在维护皇权的同时，也能保持国家的稳定与繁荣。
"北人"通常指的是在光武帝抵达河北之前已在当地活跃，并随后加入光武幕府的人物。其中，大部分为河北土著，如王梁等六人在《后汉书》中有详细记载。尽管耿况、彭宠、景丹、吴汉等人的籍贯并非河北，但由于他们长期在此地生活和工作，多数已在地方郡县担任要职，对河北的乡土情感逐渐淡化，并在政治上与当地人士形成了共鸣。
光武帝在河北地区通过消灭王郎、铜马等势力，奠定了建国的基础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北人特别是来自上谷、渔阳等地的将领，因在平定河北的战役中表现出色并建立了显著的军功，因此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据了显著地位。当时的最高官阶为三公和诸大将军，其中北人占据了五个席位，而南人仅有三个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大司马这一位居三公之首的重要职位，所推荐的人选均为北人。光武帝还特别提到了景丹作为“北州大将”的身份，他在上谷长史的职位上，因在援助光武的同郡僚佐中地位最高，而获得了“大将”的尊称。这一事件也反映了在选官时，北州诸将普遍享有优先权的社会舆论。
随着北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势逐渐凌驾于南人之上，光武帝采取了一项基本策略：利用南人来制衡北人的势力。据《后汉书•邓禹传》记载，光武帝在遥授邓禹为大司徒时，并未提及他在河北的军功，这证明了邓氏在河北的战功并不显著。实际上，邓禹在河北平定后才被拜为前将军，其地位在北人如吴汉、耿诸大将军之下。光武帝即位仅五天后，邓禹在安邑击败了更始将王匡。仅过了七天，光武帝便以“平定山西”之功，迅速任命邓禹为大司徒。
邓禹上任后，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。尽管光武帝在北人占据军政要职的压力下做出了妥协，但仍有邓禹、朱祜、杜茂等南人跻身最高统治层。这明显体现了光武帝扶持南人以便尽快掌控新政权的意图。
南人凭借皇权与北人进行抗衡，而皇权则利用南人来遏制北人权力的扩张。这种政治格局构成了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。光武帝大力提携南人的行为，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也有所体现。例如，《后汉书•郭伋传》中提到，建武十一年（35年），郭伋调任并州牧时，曾到京师谢恩并受到光武帝的接见。在谈话中，郭伋提到选补官员时应该选拔天下的贤俊，而不应只局限于南阳人。这一观点得到了光武帝的认同，说明“选补众职”“专用南阳人”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郭伋在西汉末曾任渔阳都尉，王莽时期又拜为上谷大尹，与北州人士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光武帝在平定彭宠叛乱后，将郭伋转任渔阳太守，可能是想借助他在当地的声望来稳定局势。因此，郭伋对光武帝用人的批评也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北人的观点。
光武在此后的统治中确实做出了相应的调整。《后汉书•寇恂传》中记载，建武十二年（36年）寇恂临终前，时人赞誉他具有宰相的器质。然而，光武并未顺应众人的意愿，任命寇恂为相，而是让他在执金吾的职位上走完了人生。这一决定无疑揭示了光武与功臣之间地位的变化。再看《后汉书•贾复传》，建武十三年，贾复卸任左将军，以列侯的身份回归故里，并获得特进的荣誉。尽管朱祜等南人极力推荐贾复为宰相，但光武以整顿吏治为由，未采纳这一建议。贾复作为南人代表，而力荐他的朱祜也是南人。寇恂是北人，推举他的“时人”是否为北人已无从考证，但南北两大功臣集团都在为自身利益而努力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，光武的策略是将北人寇恂和南人贾复都排除在三公之外，这既体现了南北功臣之间的权力制衡，也为新兴政治势力和君主专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。
光武在建武中后期逐步解除功臣的兵权，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又一重要举措。这一行动始于建武十三年四月，当时光武帝废除了左右将军的职位，建威大将军耿也未能幸免。左右将军分别由贾复和邓禹担任。废除将军职位的背后原因在于，贾复深知光武希望停止战事，发展文治，不愿功臣在京师掌握重兵。因此，他与高密侯邓禹一同放弃军权，致力于儒学。光武对此深表赞同，遂废除了左右将军。功臣在京师拥兵自重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，光武对此深感忧虑。因为功臣一旦拥有将军名号，便可领兵，因此光武解决这一隐患的关键在于剥夺功臣的军职。
当时，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、北州大功臣耿。然而，光武并未从他开始下手。南人贾复、邓禹揣摩到了光武的意图，率先放弃军权。光武对此表示赞同，遂免去了他们的左右将军职位。虽然无法断定光武与贾复、邓禹是否事先密谋，但贾、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其他功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耿在权衡形势后，不久便上交了大将军印绶，交出了兵权。这实际上是耿在形势所迫下做出的无奈选择。此事清楚地表明：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，而真正的受益者是光武本人。
新臣与旧臣的更迭
《后汉书•窦融传》记载，当陇、蜀两地平定之后，光武帝命令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前往东都奏事。窦融到达洛阳后，主动上缴了凉州牧、张掖属国都尉和安丰侯的印绶。虽然窦融被引见并赐予了诸侯的席位，受到了皇室的恩宠，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不是旧臣，因此在与功臣们同朝共事时，表现得异常谦卑恭敬。然而，这种谦卑并没有使光武帝对他产生疏远，反而更加亲近和厚待他。窦融虽然小心谨慎，但仍然感到不安，多次辞让爵位。
窦融在建武十二年进京，当时的东汉朝臣确实存在新旧之分。那么，“新臣”与“旧臣”是如何界定的呢？从窦融的经历来看，他虽然在河西地区有着显著的功绩，但由于长期与中原隔绝，并未参与光武帝在河北的经营以及后续的战争。因此，与邓禹、吴汉等早期投入光武事业的“旧臣”相比，窦融等人只能算是新加入的势力。
“新臣”与“旧臣”的划分并非基于是否取得军功，而是基于他们依附光武帝以及入朝的先后顺序。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定后才奉诏进京，他们的经历与“南人”、“北人”有着显著的不同。尽管他们在地方上长期奉行东汉的政令，接受光武帝的封拜，但在朝廷中一直未能占据一席之地。
光武帝对待窦融等新人的态度颇为耐人寻味。从窦融获得诸侯位、受到恩宠到拜为冀州牧、再迁为大司空，他的地位逐渐上升，实权也在增加。这种变化不仅使窦融本人感到显赫，也反映了光武帝对新臣的重视。此外，新臣多与皇室结亲，即使在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，新臣仍被赋予军事重任。建武、永平时期，窦、梁等家族权势显赫，甚至有凌驾旧臣之势。
然而，新臣的崛起也引起了旧臣的反感。例如，《马援传》中记载的建武二十五年春，马援所率的汉军在壶头遭遇五溪族的狙击，士卒多因疫病而死。耿舒上书指责马援贻误战机，导致失利。此事被光武帝得知后，派梁松责问马援，最终马援因病身亡。
马援虽然一向将梁松视为晚辈，但他的不幸遭遇梁松的陷害，实际上是新臣间因门户之争和长幼有序而引发的冲突，与本题的核心议题并无直接关联。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，实际上两种路线各有利弊，光武帝也难以做出明确决断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马援的用兵失误。
耿氏兄弟在旧臣中占据重要地位，耿更是北州的名将、建武元勋。尽管史籍中并未记载耿有任何过激的反应，但如果他确实怀有“重立大功”的雄心壮志，那么他不可能会容忍新臣如马援在军事上屡次受到重用，而他自己却长时间陷入“无复尺寸功”的困境而无动于衷。耿舒对马援等“新臣”所使用的“伏波类西域贾胡”的鄙夷语气，暴露出他对新臣的偏见。耿氏兄弟及可能存在的其他旧臣，在这个问题上展现出了一致的立场，他们实际上是在质疑光武帝的用人方针。
那么，光武帝为何要“舍旧臣而任新进”呢？这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、伸张皇权的目的。如前所述，作为“旧臣”骨干的南北功臣集团在建武前期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势力，不断对光武帝的专制地位构成冲击。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关系错综复杂，他们暗中勾结，彼此呼应，难以动摇。相比之下，“新臣”在东汉朝廷中势力孤单，缺乏支持，唯有依附皇权才能立足。光武帝极力拉拢新臣，并借以打压旧臣，这或许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明智选择。
《后汉书》中提到：“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，外戚与政，上浊明主，下危臣子，后族阴、郭之家不过九卿，亲属荣位不能及许、史、王氏之半耳。”按照《东观汉记》的观点，光武帝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，严格防范外戚干预政治。阴、郭两家固然是外戚，而窦、梁两家同样也属于外戚。窦融位至三公，“在功臣之右”；梁松“贵重朝廷，公卿以下莫不惮之”，这些都已经为史籍所记载。
“前代权臣太盛，外戚与政”导致了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，这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立国家的光武帝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。然而，他最终还是赋予了外戚极大的权势，未能真正摆脱西汉的窠臼。《后汉书•阴识附弟兴传》记载，建武二十年（44年）夏，“帝风眩疾甚，后以兴领侍中（按兴本官为卫尉），受顾命于云台广室。会疾瘳，召见兴，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。”尽管这一提议最终因阴兴的坚决推辞而作罢，但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，实际上已经在光武帝的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。这表明所谓“后族阴、郭之家不过九卿”的结果，并非光武帝的本意，《东观汉记》的说法并不准确。
导致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光武帝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，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。因此，光武帝必须不断寻找新的臣子来牵制旧的臣子。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的特殊性，容易得到信任。如果他们同时也具备从政的能力，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光武帝优先考虑的对象。
回顾东汉一朝的历史演变，窦、梁、马等家族之所以能够逐渐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外戚势力，并对政局产生深远影响长达百年之久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建武年间光武帝所采取的扶植新臣的策略。
文官与武官的进退之道
《后汉书•光武帝纪》中论及东汉初年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的现象，将“功臣”与“文吏”并列，并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主要标准。然而，这里所说的“文吏”实际上涵盖了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，与单纯将“文吏”与儒生对立的含义有所不同。
回顾史籍，我们发现建武年间受到光武帝重用的文吏普遍具备儒学背景，如卓茂、伏湛、侯霸、欧阳歙、蔡茂、杜林、桓荣等人，他们或是“通经名家”，或是“避世教授”，多为儒者所推崇。光武帝中兴之初，为了充实和运转东汉的国家机器，急需大量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的支持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然而，令人困惑的是，光武帝麾下并不乏此类人才的功臣，但他却偏偏选择不用，坚定地执行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的策略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
事实上，建武时期的功臣们普遍存在着居功自傲的情绪。如果光武帝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，他们难免会对皇权产生离心倾向，彭宠之乱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彭宠作为北州功臣的代表，其叛乱源于与“年少骄躁”的朱浮的冲突，但朱浮的背后常常有光武帝的影子。光武帝支持朱浮加强对彭宠的监控，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兵戎相见。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。
在彭宠起兵后，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帝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，推测他将会亲征。然而，事实上光武帝仅派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，并在邓隆、朱浮两军败退后，放弃了渔阳，听任彭宠割据称雄。光武帝在处理此事时显得畏首畏尾，似乎有难言之隐。他可能是担心一旦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，会引发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。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的领袖人物，虽然吴汉、王梁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，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彭宠而敌视朱浮的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南北、新旧功臣间的界限逐渐模糊，出现了融合的趋势。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。贾武仲与马姜的婚姻无疑密切了两个功臣家族的关系。尽管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非孤例。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无疑增加了光武帝制御功臣的难度。
综上所述，无论功臣具备多高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，他们终究会被皇权所不容，最终需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。光武与功臣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，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，也存在制约和矛盾的一面。然而，历代史家往往过于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，这使得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演化的深入阐释变得困难。
光武帝“退功臣而进文吏”的策略在其称帝之初就已初见端倪。当时，光武帝在功臣的巨大压力下，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任免政府高级官员。以大司徒一职为例，尽管光武帝更倾向于任命伏湛，但由于伏湛并非功臣出身，最终仍需由功臣邓禹挂名。然而，《伏湛本传》记载：“车驾每出征伐，（湛）常留镇守，总摄群司。”这表明伏湛以司直行的身份实际上掌握了极大的权力。至建武三年（27年），邓禹在回溪惨败于赤眉后辞官，伏湛接任大司徒，这成为文吏阶层在东汉崛起的先声。
从建武三年到三十一年（55年），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。除了韩歆因征战有功外，其余六人都是文吏出身。与此同时，与大司徒并立为三公、最初也被功臣所占据的大司空一职，在建武二年王梁免职后，也改由文吏宋弘担任。在同一时期的九卿中，文吏更是占据了绝大多数，其中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伏黯等17人。
光武帝大量擢任文吏，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所带来的隐患，这彰显了他的高明之处。建武功臣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，光荣地退出了政治舞台。杜笃所说的“功成即退，挹而损诸”，可以说是对功臣们共同归宿的贴切描述。
